终于在一个春天，他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带上我和母亲坐火车来到了北京。
他在陌生的车站买了一张地图，又凭借着少得可怜的地理知识，很快就在一个名字奇怪的胡同里安顿下来。
我和母亲都不知道他具体干些什么，他有时会拿一把小葱回来，有时会带回一个让我不知如何下口吃的棉花糖，有时还会给母亲捎一小块布来，让她攒多了给我缝书包用，晚上他便去租一辆三轮，到处转悠着拉客。
六岁的我在人生地不熟的北京憋得难受，便常常闹着要与他一起出车。他起初不同意，但最终答应下来。初春的北京，风很大，也很冷。
我瑟缩在车里，披上他的棉大衣，戴上有破洞的帽子，看路上的行人。不知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听见他在说话。
他说：“儿子，等着吧，过不了多长时间，老爸也会给你们娘俩买上一套楼房，还买辆轿车，风光地开回老家去。”我在塑料布围起来的车厢里，感到他的话在被风撕碎。
那一晚他围着北京城转，骑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拉到一个客人。而我却在他的“专车”里冻得大病了一场，将他好不容易攒下的钱全都花光。
我自此知道，他在外面并没有自己吹嘘的那样英勇，而且，那些捎回家来的零碎东西，也不像是劳动所得的报酬。
有一次，我站在胡同口的马路上等他回来吃饭，远远地便看到他飞快地跑过来，后边还跟着几个男人。他拉着我一起朝七扭八拐的胡同里冲去，很快便将那帮人甩开了。
他在一根电线杆下蹲了许久，气平了，惨白的脸色转为昔日的黑红，这才笑着将一把五颜六色的糖豆掏出来，朝我晃晃说：“看，这是今天老爸跟他们赛跑赢来的奖品。”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来，塞一颗糖豆到嘴里，笑着说：“爸爸真厉害，我要告诉妈妈。”
他蹲下身道：“如果童童向妈妈保密，我以后还会给你赢来更多更甜的糖豆，好不好?”我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来，拉住了他粗糙的手指。
这个秘密，像是老家山坡上茂密的花草，在我心底疯长了很长的时间，直到夏天来临。
那年的夏天，热得出奇，他拉我去街上吹风，我舔了舔舌头，说：“我想吃雪糕。”
他为难地说：“等爸爸一会儿拉到了客人再买。”可是我们绕城逛了一个多小时，毫无所获。我蔫蔫地在车厢里趴着。他终于将车停在一个偏僻的小道上，怜爱地摸摸我发烫的额头，小声说：“童童，爸爸去买雪糕。”
我眼巴巴地等着，却听见不远处有人争吵打骂。我跳下车朝人声飞奔过去。还没有走到跟前，便看见他被几个男人拉来拉去。
卖雪糕的男人恶狠狠地给了他几拳，嚷道：“再看见你偷东西，小心这双手!”
他的衣服被人扔到地上，汗水和着泥土，肮脏不堪;而一块雪糕，则安静地躺在他的脚下，不理这人世的喧嚣，兀自融化着。不知谁家的小狗靠过来叼起雪糕飞快地跑远了。
我鼓足了勇气跑到他的面前，他瞬间变得面无血色。我与他就在那样一个夏日傍晚的路灯下，默默对望。没有任何的词语能够描述那一刻我们彼此的心情：他是多么恨我看到了他的难堪，而我，又是多么恨他丢尽了一个父亲的尊严。
我已经忘了，我俩究竟是谁在四散的人群里先扭头离去的。但我却记住了那条回家的路，记住了那个晚上，他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低头推着车，踩着我的影子，在渐歇的蝉声里，跟我走回家去。
此后，我再没有对他心存幻想。记忆中伟岸的背影，就这样一个转身，了无踪迹。
许多年后，我在北京完成了他的梦想，有了房子和车子，也有了温暖幸福的家。在渐长的岁月里，我日益明白了他的艰辛和屈辱，明白了他深深的无奈。
我去他与母亲租住的小房子，请了他许多次，他始终不肯跟我同住。原来，他一直不肯原谅自己，曾经在儿子面前丧尽尊严。而且，对我的幸福他只遥遥望一眼，便将旧日的伤口一览无余。
父亲病重时，我握着他那双枯瘦的手，低语道：“爸爸，您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伟大的男人。”他微笑着缓缓流下泪来，永远地闭上了双眼。我伏下头去，抱着他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