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就是这样的家庭，却在几个月里经历一场横祸——四弟染上艾滋病，岌岌可危。治病需要一大笔钱，而对于这个家庭而言无疑是巨款;并且，照顾艾滋病人非常容易传染。到底是救不救?
大年初一，人们都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里，吕谷忠也像往年一样，一大早就来到四弟吕谷熹的家里拜年。
到他家门口时，吕谷忠发现大门竟然虚掩着，他呼喊了几声四弟的名字，但无人应答。“难道家中遭了小偷?”充满疑虑的吕谷忠赶紧推开门，发现吕谷熹昏倒在地，完全不省人事……
四弟突患艾滋病
吕谷忠赶紧给大哥崔永吉打电话。自从父母去世以后，他们六兄妹都是大哥说了算。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热热闹闹得过年，谁也想不到离了婚的四弟竟然会独自一人昏倒在家里。
当崔永吉赶到医院时，吕谷熹经过抢救已经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然而，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为何会突然昏倒?医院CT检查显示吕谷熹的脑部长有一个肿瘤，但奇怪的是，他的病症又不似脑癌，医生说肯定还有其他的隐情……
吕家一共有兄弟姐妹六人，说起来这个大家庭还有点复杂。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来自一个再婚的家庭，大哥是妈妈从上一个家庭带来的，大姐是爸爸从上一个家庭带来的，他们和后面的四个兄妹属于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的关系。但是这一家人的感情非常好。
从小，吕氏夫妇对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没有亲疏之分。而大哥崔永吉由于比弟妹们年长不少，所以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家庭中扮演着守护者和掌舵人的角色。记得当年母亲临盆时，崔永吉还在边上帮忙接生过，这个经由崔永吉的手来到世界上的孩子，就是吕谷熹。
虽然，崔永吉以及其他的兄嫂们都非常宝贝这个弟弟，但是吕谷熹的命运仍然很坎坷。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于厂里效益不好，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他下岗了。
那时，吕谷熹已经老大不小了，因为没什么固定经济来源，几乎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兄嫂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不忍心看到吕谷熹终日过着混混噩噩的生活，于是就托人在上海附近的昆山给他找了一个老实本分的乡下姑娘，不久，吕谷熹就结婚了。
按照农村的习俗，结婚前男方需要给彩礼。尽管女方家提出的要求并不过分，但吕谷熹哪来的彩礼钱?最后，还是在哥哥嫂嫂的帮助下，才让他顺利地讨到了老婆。
结了婚，要有新房住。可吕谷熹哪来的房子?又是哥哥嫂嫂，让出了当年父母留下的一套房子，给他做新房用，而他们自己却带着孩子在外租房过日子。对兄嫂们的这份情，吕谷熹始终难忘。
结婚以后，吕谷熹就发誓要重新振作起来，为了自己的小家庭而奋斗。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做水产生意。可惜好景不长，生意没做多久便开始赔钱，无奈之下，他只得草草得歇业。后来，居委会干部见他整日赋闲在家，便提出让他去做小区保安，虽然工资不高，但也算是份正当的工作。
或许是太想把这份工作做好，吕谷熹每天上班的时候都不苟言笑，一板一眼的，一段时间后，有居民就投诉说他太凶太严厉，人实在是不好相处。就这样，吕谷熹再次失业了。从此以后，他似乎再也无法振作，变得沉默寡言不务正业。
再说，吕谷熹的婚姻，也不知怎么的，总是有点不冷不热，他好像不太愿意和妻子说话，平时也常常三天两头得不回家。吕谷熹的妻子一开始还默默忍受，以为女儿出生以后，丈夫会变得好起来，但没想到，这样的转变并没有如期而来。
吕谷熹自从在社会上认识了一些不太好的朋友后，就开始赌博了，输掉钱以后还要回家来打妻子和女儿。终于，默默忍受多年的妻子和吕谷熹提出了离婚，并且带走了8岁的女儿，搬回了昆山的娘家。
妻儿离开后，吕谷熹越发消沉了，什么工作也不做，每个月仅靠失业救济金过活。其他兄弟姐妹看了都很难过，大家隔三差五就会送些吃穿用的给他。
吕谷熹住院以后做了很多检查，一直没有发现毛病到底出在哪里。那时的吕家人也根本没往艾滋病这回事上想。就在大伙儿百思不得其解时，一个朋友突然提醒吕家人，他说吕谷熹曾接触过一些社会闲散人员，会不会染上艾滋病?
吕谷忠突然想起来，他发现吕谷熹昏倒时，隔壁邻居曾经跟他提过，说他家里似乎还有一个同住的男人。会不会是老四在社会上交了什么不好的朋友?抱着姑且一试的想法，尽管大家极其不愿，但仍旧向有关机构提出艾滋病病毒检测申请。
血液检验报告粉碎了兄妹们的最后一丝希望：吕谷熹的HIV检测呈阳性。“小弟得了艾滋病!”消息传来，五兄妹们犹如五雷轰顶般楞住了。
“老四这是怎么了?我们之中就数他生活最落魄，现在还……”崔永吉哭了。
兄弟姐妹来相助
把吕谷熹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后，吕家兄妹面对的是巨额的医疗费，其中光是第一阶段的治疗费用就要5万元。钱从哪里来?五兄妹中，大哥、大姐都已退休，二哥开出租，小妹下了岗，他们平时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开支，根本没有多余的储蓄。谁都不可能一下子拿出几万元钱来。经济条件都不太好的吕家人犹豫了：这钱要不要花?其实，他们都明白，这病没得治，即便花了钱，也等于打水漂的。
真的见死不救?在重新陷入昏迷的吕谷熹的病床前，一家人激烈地讨论着。“虽说我和谷熹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可这个弟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如果让我亲眼看着他走，我做不到!”崔永吉希望对大家动之以情。
可兄妹中也有人实话实说：“医生都说了让我们可以开始为他准备身后事了，再治疗还能有什么效果，也就是拖时间罢了。”
更有人开始埋怨：“他得了这种病，难道自己不知道么?还和我们来往那么密切，万一传染给我们可怎么办?”短短几天里，家庭会议开了一次又一次，可几乎每次都不欢而散。并不能怪眼前这些老实人们，他们也同样在现实和亲情间饱受着良心的煎熬。
在最后一次争论中，大家的神经已经紧绷到了快要断裂的时候。突然，老三的儿子吕亮跪在了大家的面前。“求求你们，救救小叔叔吧!他这辈子太苦了，你们就算为他临走前减轻些痛苦也好哇!”
吕亮是个懂事的孩子，他始终记得，小时候每次到爷爷奶奶家的时候，单身的小叔叔特别疼他，总会把他骑在自己脖子上，带他到附近的公园里面玩;小叔叔没多少钱，可还是会给他买棒冰，买玩具……那时，小叔叔的手臂多有力气啊，他的笑容多么可亲啊，可现在……看着病床上吕谷熹那瘦骨嶙峋的样子，吕亮泣不成声。
侄子的话一下子点醒了在座的人，兄妹五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吕谷熹的好，“四弟是个老实人，要不是命运不济，他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大哥崔永吉哀叹了一声，他的话一字一句都敲打在其他兄妹的心上。
骨肉亲情，血浓于水，到了这个时候，他们除了挺身相救之外，别无其他的选择了。“救!就算你们没钱，我也要救他!”大哥还是先发话了……
再也没有人多说一句话。第二天，大姐拿出了自己省吃俭用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的看病钱，二哥拿出了原先给女儿结婚准备的嫁妆钱，三哥向别人借了1万元，就这样拼拼凑凑了3万元钱。好在医院得悉吕家人的情况后，也特事特办给予通融，先开始第一阶段治疗，余下的钱以后再说。
将小弟送进医院后，吕家兄妹依然没法喘口气。时值春节期间，医院护理人员原本就很紧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家一听说是艾滋病，马上掉头走人了——“你们出再多钱也不干!”确实，艾滋病不比其他的毛病，它可是具有传染性的，自家人都觉得害怕，其他人更是避之不及。
那天，二嫂王秀珍到医院探望小叔子，一进病房，便闻到一股恶臭。掀开被子一看，王秀珍傻了——沉睡中的吕谷熹已是大小便失禁，床上尽是秽物，身上的褥疮也开始溃烂。看着眼前的惨状，王秀珍哭了。可当时她的身边没有一个人能帮忙，整个病房充满恶臭。护理工也都逃得远远的。而此时的吕谷熹似乎渐渐醒了过来，或许连他自己都无法忍受，他挣扎着想要推开上前清理的王秀珍。
看到吕谷熹有气无力的样子，王秀珍咬咬牙，像是在对吕谷熹说，也像是在对自己说：“小弟，我不给你清理，就没人来为你清理了，你别管我是谁，我也不管你是谁，我只晓得你是个病人，病人是没有性别之分的!”
随后，王秀珍摒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擦去吕谷熹身上的污秽，又为他换上了干净的衣物和床单。做完这些，王秀珍仿佛虚脱了一般瘫倒在椅子上。而躺在一旁的吕谷熹虽口不能言，但眼中却蓄满了晶莹的泪花。
就这样，王秀珍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吕谷熹的重担。可是照顾艾滋病患者不同于照顾其他病人，弄得不好就要被传染。
王秀珍坦言：“大家都怕，我怎么可能不怕。但是后来想想，请个保姆也要很多钱，再说了，之前还有护工说过给再多钱也不做，那正好，我来做，还能把钱省下来给小弟看病。”
王秀珍说到做到，在吕谷熹住院期间，她天天在家烧好热汤热粥，从宝山赶到位于市中心的医院，然后一勺一勺地喂小弟吃下。有时，吕谷熹吃一口吐三口，呕出的秽物喷到王秀珍的手上、羊毛衫上，她顾不得自己身上的酸臭，总是先为小弟清理完，再喂他。
这样周而复始，一顿饭往往要喂上一两个小时。由于操劳过度，最后王秀珍也体力不支病倒了。
可惜，这份超越血缘关系的浓浓亲情仍旧没能抵挡住病魔的侵袭，吕谷熹的病情每况愈下，最后终于走完了他悲苦的一生。从吕谷熹病发到去世，不过短短两个多月时间。
为侄女筹划一个将来
吕谷熹的身后事再次劳烦到了他的兄嫂们。王秀珍在得知吕谷熹离开人世后，硬是支撑着虚弱的病体，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最后一次为小弟擦身，最后一次替他换上干净的衣服。
“谷熹，你女儿要来看你啦，所以一定要穿戴得整齐点，让孩子知道你还是她印象中的那个样子啊。”王秀珍哭着说。
原来，兄妹几人担心吕谷熹不久于人世，他在昆山的女儿吕梅再也看不到爸爸了，于是就商量着把消息告诉吕谷熹的前妻，让她带着孩子来见父亲最后一面。
只是世事无常，当母女二人赶到上海时，吕谷熹已然撒手人寰。尽管从小到大吕梅并没有从自己的父亲那儿得到多少父爱，但看到躺在病床上早已瘦的不成人形的吕谷熹，这个善良的女孩还是留下了滚滚热泪。
追悼会那天，12岁的小梅哭着对大伯伯崔永吉说：“请叔叔伯伯不要担心爸爸看病欠下的钱，我以后一边读书一边打工赚钱来还，我这次期末考试得了好名次，学校还给了奖学金，我回家就寄给你们用来还债。”
小梅懂事又天真的话让叔叔伯伯们红了眼眶，崔永吉对孩子说：“大伯伯会想办法还债的，以后你就是我们大家的女儿，你来上海读书，我们只要你好好读书，不用担心钱的事。”
葬礼结束后，崔永吉正式向吕谷熹的前妻提出，能否将小梅接来上海读书并由他们代为照顾，“毕竟上海的教育水平比较好。”但是，小梅的母亲拒绝了他们的好意。或许在上海生活的这段时间给她们母女俩留下了太多悲伤的回忆，所以她也不想把女儿留在吕家。
葬礼结束后，小梅就跟着妈妈回到了老家。吕家兄妹很能理解她们的心情，临走的时候，他们还是不忘尽兄妹之谊，握着这对母女的手说，今后若是有需要，可以随时向他们提出，大家还是一家人。
吕家兄妹说到做到。一天，他们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主题是讨论关于处理四弟吕谷熹生前所住那套房产的细节问题。吕谷熹生前所住的房子是他们父母留下的，原来为子女六人共同拥有，只是吕谷熹当时没有婚房，便借给他暂住。
如今吕谷熹过世，这套价值约40万元的房产理应分给其他兄妹。然而怎么分成了摆在吕家兄妹面前的问题。房产中介告诉大嫂，这套房子估计在世博会前还要再升值，现在急着卖掉有点可惜。大嫂拿不准主意，回家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还是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和弟妹们商议如何处理。
生活都不富裕的吕家兄妹们，他们自己的住房自然也很紧张，有的至今仍在外租房居住。五兄妹中曾有人提出将房子卖掉后根据个人经济状况来分配，需要用钱的就多分点，手头还算宽裕的就少拿些。
原本，这个提议都要通过了。可在衡量谁最需要用钱时，大家发现，每个人都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大哥、大姐看病要用钱;老二的女儿今后结婚要用钱;小妹需要负担女儿读大学的费用，也需要用钱。
就在大伙为如何分配而头痛的时候，不知道是谁问了句：“也不晓得老四的女儿现在怎么样了?那天葬礼后她们也没和我们再联系过……”刹那间，大家都想到了这点：现在最需要用钱的人不就是这个孩子么!自己的困难可以自己解决，但这个侄女是大家共同的责任，房产分割自然应该最先考虑她的需要。
吕家大嫂说，几年来，兄妹中总会有人定期去昆山探望这对母女俩，为小梅置办新衣服，买文具用品，大家毫不吝啬，粗略算算也已经用去超过万元。“老四生前没有尽到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每次她们母女俩遇到困难，最先想到的还是找婶婶、姑妈帮忙。这个孩子几乎是我们大家一起抚养长大的。”大嫂的话引起了众人的共鸣。
二嫂说：“小梅失去了父亲，今后我们这些叔叔伯伯婶婶姑妈就是她最坚强的依靠!”
三哥吕谷忠也说：“如今孩子的爸爸已经不在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替他把孩子培养成才。”
于是，大家一致决定，把卖房所得的50%的钱成立一个“教育基金”，提供小梅一直到大学毕业的生活费、教育费，将来她结婚时，叔叔伯伯们还要给她一笔嫁妆，让她风风光光地出嫁。
身在昆山的小梅至今仍不知道上海的叔叔伯伯婶婶姑妈们已经为她筹划了一个如此美好的未来，尽管他们之中有的人与自己的父亲只有一半的血缘关系，尽管自己的母亲早已和父亲离婚……
正是因为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让吕家兄妹始终能在逆境中相互扶持，也正是因为这份难以割裂的亲情，让他们在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经济、心理压力时，依然能够坦然相对。
正如二嫂王秀珍所说：“家和万事兴，家里人好，我们就开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