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个晚上，一大群人挤进美国曼哈顿国家艺术俱乐部，去见证一部用55年的时间完成的处女作的出版。作者是75岁的大学教授、风趣的珍妮特·格罗斯，她在书中讲述了自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职于《纽约客》杂志的故事，那时该杂志正如日中天。
格罗斯不是人们想当然地以为的《纽约客》撰稿人、编辑或事实核查员。她是做什么的呢？从1957年到1978年的21年间，她是18楼的前台接待员。格罗斯开玩笑说：“他们都没有把我提拔到20楼去。”20楼是指《纽约客》位于纽约西43街的老办公室，小说部门和凯瑟琳·怀特、威廉·马克思韦尔等大名鼎鼎的老员工在那儿办公。
一位特约撰稿人回忆说，格罗斯散发着中西部人的和蔼可亲和干练。“你会看到，简多有本事——她夏天要去度假的话，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顶班的人安排好了。”英国作家安东尼·贝利那时也在《纽约客》工作，后来他跟格罗斯成为好朋友，他说，在“一群疯疯癫癫或者半疯癫的作家”当中，格罗斯就是“快乐的化身”。
格罗斯从明尼苏达大学毕业后就来到纽约，立志要做一名作家，在通过E.B. 怀特的面试后她便进入了文学出版中心，但她从来没在《纽约客》上发表过东西。她曾在美编部门呆过很短同时也很不开心的一段时间，职责是回复漫画投稿，其余大部分时间里她坐在电梯旁前台接待员的椅子上，“鸟瞰一切，并顺便盯着一个我带过去的电炉”，她说。
格罗斯的回忆录名叫《前台接待员：在<纽约客>的成长》。
对于从未升过职，她给出了几种解释。那会儿也没有职业人士做她的榜样。“女性没有接受过肯定自己的培训——奥普拉还没出现，”格罗斯女士说，“我不清楚我要去哪里、我是谁。”
《纽约客》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员工的头衔和职责不够清楚，这也阻碍了她的进步。如特里林所说：“升迁很不容易。你看不见梯子在哪里、谁扶着梯子，更不用说如何往上爬了。”
但是，多年来，格罗斯也欣然接受了前台接待员的角色以及随之而来的回报，如接触20世纪一些最有天赋的作家。相对于能够跟作家交朋友和参加签售会，也许更令人嫉妒的是她夏季的假期：她在《纽约客》工作期间去过8次欧洲，每次都至少一个月，通常还都是带薪假。“《纽约客》认为他们的前台接待员可以度很长时间的暑假。”格罗斯故作严肃地说道。
那时，格罗斯顶着12英寸长的金发，穿着定做的裙子，所以经常有男士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不过她的情路并不顺利。她回忆起跟《纽约客》一位她没有透露真名的漫画师的恋情，她将自己的初夜献给了他。在发现他已经跟别的女人订婚后，发狂的格罗斯打开她格林威治村寓所的煤气、躺到床上，试图自杀。这是回忆录中最让人揪心的部分。
在随后的岁月里，她试过很多角色，包括轻率的派对女孩。在接受“曼哈顿顶级心理分析师”多年的治疗后，她最终找到了一个自己能够坚持下去的角色：学术研究。她入读纽约大学研究生院，用了12年的时间，在1982年获得20世纪文学博士学位，那是在她离开《纽约客》几年之后。从那之后，她开始了自己学者生涯。
在她向读者朗诵回忆录的段落时，格罗斯谈到了自己在前台接待员座位上呆过的岁月，以及她想通了《纽约客》是否亏待了她这件事。想想那些假期、灵活的时间安排以及许多无形的好处，她得出结论：“是谁占了谁的便宜还不一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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