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胡润连续第十年发榜，10年间，胡润的各种榜单越来越丰富，他的个人名气也越来越大。从1999年第一次推榜单时，没有一个富翁见他，到现在“几乎是百分百”见，胡润已成功迈入名流圈，成为“中国富人俱乐部的领队”。
一个原本无名的英国小伙儿凭啥能把一张“座次表”整得风生水起，并10年不衰?
中国缘
泰晤士河畔的伊顿公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私立中学之一，1440年由英皇亨利六世创办，有着“绅士摇篮”的美誉。17位英国首相、36位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最高荣誉的英勇奖章)的达官贵人，都是毕业于该校。1988年，13岁的胡润也成为其中的一员。胡润并非达官贵人，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英国人，之所以能进入伊顿这样的名校胡润确实是靠他的真才实学——当年，他的成绩是前20名。
伊顿毕业后，1989年，胡润进入杜伦大学学习语言。在杜伦大学期间，根据课程安排，学习语言的学生第三年必须出国学习。而如选择中文或阿拉伯语，学习到第二年就得去。胡润很兴奋，他觉得这是一种挑战，他准备迎接它。
1990年，胡润抱着挑战自己的心态第一次踏上神秘的中国大地。作为一个进修生，他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很多人好奇，为什么要选择学中文?这是我的兴趣，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倘若能把中文说溜了，简直忒牛了。”胡润笑言。那时，中国人还不太习惯和外国人打交道，老师对“胡润们”都比较客气，年底根本不用考试。他们所在的留学生楼就成了小社会，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感觉。
大学毕业后，胡润回到了英国，加入了安达信——当时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我那时的想法很现实，不管何时何地，会计师都是一份能提供稳定收入来源的工作。”
在安达信第一年的日子快乐得让胡润感觉仿佛置身天堂，工作不仅没有什么责任指标，还能每个月稳定地领薪水。不过，好景不长，公司规定，每个人必须参加英国会计师的证书考试，如果通不过就要卷铺盖走人。
“逃过一劫后，我老老实实干了3年，心里又有点活泛起来了，想着是不是该到中国去工作了。”1996年，上司问胡润：“有一个香港的职位，去不去?”胡润琢磨，回归前的香港就像1988年的日本，很多外国人在那里工作生活，也许和当地人接触的机会不多，就一口回绝了。接着又有一次去北京的机会，可胡润毕竟已经在北京住了一年，没什么新鲜感了。又过了半年，上海的职位终于向胡润招手，胡润如愿以偿。
去上海，胡润还有一个私人目的——撤退。他在英国实在太忙了，每天晚上呼朋唤友出去HAPPY，几乎没有时间思考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上海就不一样了，举目无亲，他一个人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回家看书。于是在苦苦等待一年之后，1997年9月，胡润将自己“空投”到上海。
首榜源于“走神
当时，安达信在英国五大会计师事务所里排名第三，可在中国绝对是NO.1。上海的办公室里更是聚集了最优秀的人才，年轻高薪、心态开放、精力充沛、诙谐幽默，每个人都充满阳光。当时的胡润也是，每一天都咧着嘴大笑，这样的状态差不多保持了9个月。
上海的合同签了两年，这意味着到1999年9月胡润必须为自己再做一次选择。合同到期之前，人事部门就问：“要不要去香港?”、“要不要去卢森堡?”，胡润都拒绝了。最后，公司给他保留了在伦敦的职位。职位是保留了，但伦敦却没去成，而把他留在中国全因为一次培训时的走神。
那次培训，因为课实在无聊，胡润不知不觉开始走神，神游在中国的一些问题上。那时的他已经在亚洲工作、生活了近4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欧美很少同龄人拥有类似的经历，这一点胡润非常自豪。可每次遇到有英国人问起“嗨，Rupert，中国怎么样?”他总是不知该如何回答。
百无聊赖之际，他突然灵光乍现，想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应该把这个概念折射到个体的人身上，人或多或少有一些窥私的欲望，如果具体的某人以及他的故事足够精彩，一定会吸引公众的兴趣。那么拿什么指标来反映具体的人呢?胡润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各种想法。首先，每个人肯定都希望做一个成功的人：然后，成功一词该怎么定义呢?于是，他拿起笔开始在纸上列一份条件清单：家庭幸福、纳税多、员工多少、个人资产多少……接下来，他觉得家庭幸福不太可靠，外人说不清楚，纳税也很难说，当时农业领域不少是免税的：至于员工，1999年是IT逐步走红的一年，这个行业不能用人多人少来衡量。排除法将清单上的一项项勾掉后，就只剩下“人个资产”。培训课一结束，他已给自己布置下了一份家庭作业。
“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当这个问题被抛给安达信的中国同事时，尽管他们在会计、审计行业算得上是精英，可结果却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答案。要是在英国，别说是金融专业人士，就算普通人也能报出十大富翁的名字。如果他们都不知道，那么几乎没有人能知道了，看来调查非常有必要，这让胡润打定主意要做一份榜单。
距离他返回英国还有2个月，胡润必须在2个月里把这份东西做出来。他先找了一位老师，此人是渣打银行英籍经理，已在中国待了20多年。接着，胡润的中文老师介绍了她的好朋友——东华大学的学生张俊来做胡润的第一位调研员。
1999年7月19日，胡润开始着手排榜。在很多人看来，制造一份榜单是疯狂的主意，何况是在只有两个人可调配的前提下，但胡润感觉这场“两个人的战争”十分有必要。
他们决定把浩大的工程分为五个步骤投入30％的精力来寻找是否有人曾经做过榜单、是如何做的，花50％的时间来找能跻身榜单的人，剩下20％就留给如何为这些入榜者搭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及按照A～E五个级别为他们排列财富。
怎样才能在10多亿的茫茫人海中寻找到这些隐身的富豪呢，胡润初步的想法是从公开的资料中进行地毯式搜索，这些公开的资料包括《人物年鉴》之类的书籍、财经类媒体报道、企业家自传、互联网以及借鉴《财富》杂志和《泰晤士报》等国外媒体。
几天过去了，在苦苦寻找中思路也一点点清晰起来，胡润开始锁定挖掘这些富豪的渠道：上证交易所里的A股公司、慈善机构的捐赠名录、大学校园里的捐助者、商业杂志的封面故事、高端政治家的会面、军队商人、人物年鉴、红色资本家、娱乐明星、纳税金额、每个行业最大的前十名公司……一共罗列出20种方法。
通过这些方法，胡润找到了张朝阳——当时他刚刚回国拿到一笔风险投资创办爱特信公司，也就是后来的搜狐，还找到了红色资本家的代表人物荣毅仁，中国最大私营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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