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春天的早晨，北京大学“性学”教授张竞生，就着吹面不寒的杨柳轻风，意兴阑珊地吃着“营养”早餐，一杯牛奶、三片面包，外加一份报纸。爱情，在不经意间来临了。
《北京晨报》副刊上登载的一则讲述故事吸引了张竞生。一位叫褚松雪的女子，自述不愿意接受包办婚姻，愤而脱离家庭关系，只身从遥远的浙江嘉兴逃到山西阳高，在穷乡僻壤的县立女校担任校长。她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她请人把菩萨塑像搬出庙堂，腾出庙堂充当教室，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
张竟生眼前一亮：这不就是中国的娜拉吗?他内心，波涛汹涌，推开窗子，对着远天，仰头高歌长笑。就是她了!张竞生没有犹豫，立刻提笔给褚松雪写信，赞赏她的行为，称她是中国的奇女子。
敢作敢为，不为世俗所羁，这就是张竟生，他的成名，也缘于此。
1922年3月，北大生物系主任谭熙鸿教授在妻子病逝后不到一个月，即与其妻妹陈淑君结婚。陈淑君当时还是北大在读学生，且已与别人订有婚约。陈淑君不顾婚约转而与姐夫结婚，不仅在未名湖畔引起颇多非议，就连一些报刊也发表各种言论推波助澜。张竞生密切关注着这场争论，认为这是宣传自己学术主张的绝好机会，于是他挥笔疾书，将淤积于心中多年的块垒倾力倒出，写下了论文(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著名的“爱情四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以比较的。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最好的夫妻是永远的情人。这样的观点。当时的中国，新颖超前，惊世骇俗，遭到众多“围观”。掀起了一场长达两个月的爱情大讨论。张竟生深陷舆论的漩涡，差点被批评谩骂的唾沫星子淹死，但也从此名声远播，成为家喻户晓、鼎鼎大名的争议人物。
收到张竞生的来信，褚松雪又惊又喜，一遍又一遍地读信，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茫茫人海。独自颠簸在世俗的惊涛骇浪中，虽无惧怕，却也有难以言说的孤独无助，张竞生这不期而至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让她觉得老天如此厚她。张竞生是她别特崇拜的人物，在她心中，堪称高山仰止，她非常赞同他的爱情定则。张竟生在给她的信中说：“你打倒了有形的偶像，你比我更勇敢!我正在和许多无形的偶像宣战。我们既然是打倒偶像的同志，应该做个朋友。”从此，两人书信往返，十分投机。一次，褚松雪在信中告诉张竟生，她是个性格刚，烈、慷慨激昂的人，她不仅敢于打倒偶像，而且喜欢革命，在十多岁时，她就在上海与社会党人有过来往。信中还夹有一张个人照片，照片上的褚松雪，独立于课室窗外，目光悠远，一副桀骜不羁的样子。张竟生十分惊讶，又颇为欢喜。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老革命党。他遂告诉她，他参加过同盟会，见过孙中山，策划烟台独立时还差点遇难。志同道合，褚松雪对张竟生由敬佩而转为崇拜，并引为知音。他们在信中谈人生、谈学问、谈爱情、谈家庭，无所不谈。谈到婚姻问题时，褚松雪直截了当地表示，她不想结婚，她认为婚姻就像蜗牛的壳，是一个负累，但她愿意与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过情人生活。张竞生深受法国浪漫主义爱情观的影响，崇尚“情人制”，褚松雪的想法，正契合他意。一对痴男怨女。一拍即合，迅即走人爱河，且相期彼此以超凡脱俗，自然率真，不拘泥于俗道。
不久，在张竟生的帮助下，褚松雪考取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他们同居了，过上了甜蜜浪漫的情人生活。可没想到，张竞生却眷恋起婚姻，他渴望志同道合、朝朝暮暮、比翼齐飞的婚姻。年近四十的他，每隔十天半月就向褚松雪求一次婚。终于，这对向往情人制的“奇男怪女”，也在礼堂按西方仪式，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婚后，他们夫唱妇随，琴瑟和乐，出双人对，共同参与社会活动，北大同仁称他们是超出世俗的、情投意合的新式夫妻。有一次，夫妻联袂赴天津向大学生演讲。张竞生的讲题是《冒险的美趣与快乐》，褚松雪的讲题是《离婚问题》，她侃侃而谈：如果女方对离婚后的前景有疑虑，男方不妨先给女方介绍一位相匹配的男人。替他们撮合，及至他们恋爱成熟，原来夫妻的离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台下的听众面面相觑，举座愕然，唯独坐在主席台上的张竟生，为妻子的大胆放谈鼓掌叫好。
张竞生是学哲学的，但对性学的研究情有独钟。关于爱情的讨论挨了批评，不仅没有吓退他。反而增强了他斗士一样的决心。1925年冬天，张竟生在报纸上公开向世人征集性史资料。并编辑出版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性资料实录《性史》第一集，其中第一篇《我的性经历》的作者“一舸女士”，就是他的妻子褚松雪。当时的她全力支持丈夫事业。《性史》的出版无异于张竟生在身边扔下重磅炸弹，一时间，前所未有的口诛笔伐，讥讽谩骂，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他袭来。很快，《性史》被视为“洪水猛兽”，予以查禁。张竞生声名狼藉，被人戏谑为“大淫虫”，他的人生道路也为此发生逆转。此时的北大，曾容得下陈独秀，也容得下封建遗老遗少，唯独容不下一个讲性的人。张竟生付出了身败名裂的惨重代价，与主张在教室公开做人体写生的刘海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被称为“三大文妖”。
被北大解聘后，迫于形势和生计压力，“臭名昭著”的张竞生孤身到了上海，与友人合资开办了“美的书店”。他主张让生活成为人类在自然中一场永不谢幕的自由狂欢，编辑出版《性育小丛书》，丛书封面上印有从巴黎公开出版物上取来的艺术裸体女像，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鲜大胆的。丛书定价低廉，书店又大胆雇用年轻漂亮的女店员——那时上海的商店里都还没有女店员，“做生意”也还是男性的职业，因而购者踊跃，丛书前所未有的畅销。可惜，不久他就被诬传雇佣妓女贩卖淫秽书刊，书店被迫关门。
事业受挫，张竟生将一颗心全放在褚松雪身上，然而，“爱情专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自恃帮她入学，供她读书、为她养家，他的爱情就装进了保险箱，他却没有想到，特立独行的褚松雪，岂能容忍平凡平淡，细微琐屑的婚姻生活，甘当一个“贤妻良母”。从国外留学归来后，张竟生对现实的政治问题丧失了兴趣，褚松雪恰恰相反。她热衷政治活动，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她这样期许自己和同伴们：“要锻炼坚强的人格，养成自律力与创造能力，培养进取精神和耐苦的习惯，使人人有完全独立的人格与创造环境的能力，然后可以同恶社会奋斗。而不致被彼打败了。”北大浓郁的人文环境和活跃的新文化思想，既丰富了褚松雪的国学素养，也给她打开了一扇通向新世界的大门。当张竞生沉没在构建中的“美的”乌托邦，霹雳从天而降。她不辞而别了!这对奇男女的美满婚姻，仅仅三年，就走向穷途末路。
“爱情专家”居然在爱情上一败涂地!爱情是可以变迁的，这是他坚守的观点，但一遭遇现实，就立刻土崩瓦解。纵是志同亦心伤，褚松雪的背弃，让张竟生难以容忍，痛不欲生，黯然神伤。因爱生恨，他恨褚松雪的无情无义，在<新文化》上发表了题为(恨)的文章，痛斥她抛夫别子离家出走，并将“她屡次对他的假伪欺骗尽情托出，大大骂她一顿”。
这段爱恨情仇。在他和她的生命史上划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创痕，留下了终身无可弥补的遗恨，褚松雪与张党生分手后，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曾被授予上校军衔。移居台湾后，虽不乏优秀追求者，但为爱子计，她坚持独身，终身未再嫁。她晚年执笔写回忆录时，绝口不提张竟生，其心痛心伤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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