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回事

钱穆在北大时，一天，有人突然闯上门来责备他：“你怎么这样无情呢?”钱穆愕然。对方便问他：“你知道胡适病得严重已经住院了吗?”钱穆仍感不解，说：“刚刚才知道，怎么了?”那人便说：“胡适对你很好。有人问适之有关先秦诸子问题，他都说来问你就是了，不用再问他，可见他对你是多么器重。可是现在他病了，去探望的人踏破了门槛，你怎么能够不去?”钱穆释然，说：“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嘛!你把两回事硬扭在一起说，是打算教我做什么人呢?”尽管胡适当时在北大任职权要，但钱穆终于没有去探望他。

　　军阀孙连仲的表弟贾克文，起初不愿意去投靠孙连仲，反而从保定跑到北京，应图书馆研究员刘盼遂之聘，拟担任书记员。贾克文晚上才到，第二天早上，刘盼遂起床后要其为自己倒一盆洗脸水，不料贾克文闻言勃然大怒，说：“我是来应征做书记员的，不是来当仆人的，请从此辞去!”刘盼遂十分惊讶，连忙表示自己失言了，以后不会再这样，但贾克文仍然坚决要走。刘盼遂只好说：“你远道而来，如果这样刚来就走了，我会很不心安，恳请再留一天，你如果实在不愿意在我这里做，我就介绍你去另外一个地方。”贾克文这才答应。显然，在他看来，应聘当书记员和给老板打杂做仆人，也是两回事。

　　第二天，刘盼遂便把贾克文介绍给钱穆。此后，贾克文便在钱穆府上住下。还不出十天，中日局势有变，钱穆全家奉送钱母南归，就请贾克文独自留在北平为其守屋，贾克文毫不推辞。后来钱穆独自回到北平，贾克文便独自承担起照顾其饮食和洒扫庭除的责任，十分尽心，俨然成了钱穆的私人厨师。钱穆喜欢吃鱼，而且要鲜活的现宰现煮，贾克文自己怕杀鱼，但仍然从市场买活鱼回来，放在案板上等鱼自己死去再烹调。钱穆喜欢吃白菜，贾克文便每次买回白菜，将最好的白菜心炒给钱穆吃，自己用外边的叶子炒了再吃。钱穆十分奇怪，有一次问他：“你过去刚来北平在刘盼遂家，刘君仅仅要你倒一盆洗脸水，你就受不，了，愤而辞去。现在你在我这里，成了一个厨夫，你却能忍耐下来，这是为什么呢?”贾克文说：“我来您这里，还没有十天，您全家南归，就信任我让我独自为您守屋。您对待我就像是一家人，没有半点疑忌，让我感到您就是我家里的长辈一样。您又把每月的开支都交给我管理，从来都不过问，这么信任我，我更加感动，’只等以后师母回来我向她交账，如果没有亏欠我就心安了。总之，我侍奉先生您，感觉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侍奉老祖父，请您不要再见外了。”

　　贾克文和钱穆一家的情谊一直得到维系。后来贾克文在孙连仲荐举下到张家口担任警察局长，觉得不惬意，又回到北平担任闲职，仍对钱穆持弟子礼。因钱穆想要有一个更清闲点的住处，贾克文便尽心寻找，为他租到了一个大律师家的后宅，钱穆非常满意。七七事变后，钱穆南下，贾克文还常常到其家中督导教育钱家子女读书，并经常出钱周济。两年后，钱穆全家离开北平，贾克文恋恋不舍，表示他日如果钱穆回到北平，他将继续追随终身。后来还和钱穆通过一段时间书信，直到钱穆去广州后双方才失去联系。40多年后，钱穆从台湾到香港会见侄子钱伟长，才从钱伟长处得知，贾克文已经退休在家，但每年必定去钱伟长家中一次，直到老得走不动了，又命其儿子每年去钱伟长家。钱伟长受冲击下放劳动20多年，贾克文父子仍然坚持每年探望一次。

　　显然，钱穆当初收留聘请贾克文为自己“打工”帮忙，和尊重信任贾克文的人格，这也是两

　　在北京大学时，钱穆平时喜欢外出游览。有一次去游华山，一行人雇了数十辆人力车，连夜从华阴车站前往。不料才到半路，便遇到劫匪。钱穆的财物被劫掠一空，新买的一架照相机也被抢走，连他的眼镜也被摘去。其余同伴也无一幸免。眼看劫匪要走了，钱穆突然想到，自己这次是专程来游华山的，如果没有了眼镜，就无法成游，因此赶快下车急追劫匪，告诉劫匪自己戴的是近视眼镜，别人拿去不适用，请求归还。劫匪根本没有理睬，扬长而去。晚上住下后，钱穆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眼镜，心想劫匪戴上自己的近视眼镜后，或许会感到不适用而随手丢弃在路边，因此又唤醒同行的一清华大学生，陪他重新回到遇劫处寻觅，但还是没有看到那副眼镜。幸亏第二天，陕西省政府一陪同人员送给钱穆一副眼镜，可以使用，钱穆非常欣喜，说：“这回可以一睹华山真面目了。”

　　遭遇劫匪，不心痛被抢的财物，而念念不忘的是眼镜。随身财物被抢，和能够顺利地游览华山胜景，这也是两回事。

　　钱穆在北平七八年，胡适只上他家来访过一次，而这次来是为了辞退蒙文通的事。钱穆劝他不要辞退蒙文通，表示蒙文通教的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断代史，如果辞退了他，至少三年内找不到可以替代的人。但身为北大文学院长的胡适主意已定，遂不欢而散。后来蒙文通解聘，果如钱穆所言，北大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替代老师，历史系主任便来请钱穆讲魏晋南北朝史，但钱穆以北大给自己的聘约言明只讲上古两汉，不愿意再接此课。此后，蒙文通原来的课程便由多位老师分担，有学生就质疑：这么多老师来授此课，为什么单单不见钱穆来上课呢?历史系主任没有办法，再次来请钱穆，钱穆乃答允上课。与胡适赌气，和满足学生要求，这也是两回事。

　　钱穆到北大第二年，不顾系主任反对，坚持要增开一门中国政治制度史，因为尽管当时共和革命风起云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被视为专制而遭到鄙弃，但钱穆坚持认为学生要了解专制、要全面了解中国历史，有必要开此一课。结果，前来选课的学生很多。后来，有人想要组织一政党，特来邀请钱穆加入，说：“你何必跟胡适一样天天搞考据，希望和我们一起参加政治活动，可能对当前时局的贡献更大。”但钱穆明确拒绝，表示政治活动不是自己的天性所长，恕难从命。研究政治史和投入官场从事政治活动，这是两回事。

　　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办《禹贡》，陶希圣在北大办《食货》，都风行一时。学生就来劝钱穆也办一本“通典”，可以与《禹贡》《食货》鼎足而三。并言钱穆只需挂名即可，一切办杂志的具体事务可由学生代劳。但钱穆以此将耽误学生学业而坚决不允。教书育人，与争名逐利，这是两回事。

　　检读钱穆晚年所撰之师友杂忆，其在北大时，诸如此类“两回事”还有不少。生活之中，难得的是能够随时分辨清楚种种“两回事”，不将之混为一谈；但许多两回事其实又是“一回事”，因为，它们不过是做人、做学问的风格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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