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今天，民国诞生。那一年叶圣陶18岁，居苏州。当天下午，他和顾颉刚等二三友人往观前街闲逛，日记里有“风狂云黯，市静人稀”的记述。郑孝胥当年52岁，在上海当寓公，日记也仅寥寥数语。两人都没把这一天视为一个历史篇章的开端。其实不少重要的历史时刻，都是被后人赋予的。
有人曾向鲁迅提起，欧阳予倩、田汉等人想以改良京剧来宣传救国思想，鲁迅笑道：“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
丰子恺这样描述缘缘堂的冬天：“屋子里一天到晚晒着太阳，炭炉上时闻普洱茶香。”“廊下晒着一堆芋头，屋角里藏着两瓮新米酒，菜橱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星期六晚上，儿童们伴着坐到深夜，大家在火炉上烘年糕，煨白果，直到北斗星转向。这安逸的滋味也使我难忘。”
1924年，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郁达夫和王映霞结婚后，曹聚仁对徐懋庸说：“一个瘦的诗人，配上一个结实的美人，一定要时常牙齿疼，终于闹离婚。”曹聚仁下这个断言还有一个理由，他说过：诗人住在历史上是一个仙人，住在楼上就是一个疯子。后来郁王终于闹翻，演成悲剧。曹聚仁又和黎烈文说：“这是对才子佳人型恋爱的最大讽刺。”
鲁迅居上海后，一次去华懋大厦访史沫特莱。门丁上下一打量：“走后门去！”鲁迅绕到后门电梯前，电梯工上下一打量：“走楼梯上去！”鲁迅也只好照办。史沫特莱平时送客只到屋门口，这次却破例把鲁迅送到饭店大门口，并目送鲁迅的背影远去后才转身回去。刚才粗口阻拦鲁迅的门丁和电梯工，皆瞠目而不知所以然。
画家吴湖帆寓居上海拉都路时，每月找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邀三四友人来家里小酌，郑逸梅回忆说：“菜肴几碟，都很精美，且酌且谈，尽半日之欢。”
汪曾祺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有位金先生，每次跑警报都提着一个手提箱，里面是他女友的情书。他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给别人看，因为信里没有卿卿我我的缠绵话，据说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字也秀气。汪曾祺说：“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
人力车是民国时期通行的交通工具，也叫洋车。一些名流如吴稚晖、梁漱溟等，为倡导人道主义，出行时坚持不坐人力车。陶行知更甚，一次因急事坐了回人力车，半道上非要和车夫对换，让车夫满含热泪地坐了半程车。学者刘文典常在课堂上怒斥人力车的不平等，课后则赫然坐上人力车而去。
陈寅恪在清华任教时，一次由侄子陈封雄陪伴到西单一家西药店买胃药。店员取出几种，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陈寅恪将每种药药瓶上的说明及盒内说明书都仔细看过后，选购了一种。店员见状，以为陈寅恪是精神病患者，陈封雄忙解释：“他懂各国洋文。”店员及顾客皆抱以奇怪的目光。
俞平伯在清华教书时，聘了个笛师。课余常拎个篮子，与妻子并笛师到圆明园废墟中连吹带唱，一去就是一天。张中行回忆说：“记得上世纪30年代前期的一个夏天，我同二三友人游碧云寺，在水泉院看见俞先生、许夫人，还有两位，围坐在茶桌四周唱昆曲。”俞平伯日记中有他唱昆曲、俞振飞吹笛伴奏的记录。
1929年陕西大旱，《大公报》发起募捐，编辑徐铸成奉派到营业部收款。某日，来一老者，小胡子，袍子马褂，腰板直挺，臂上挂着手杖。进门后掏出20元钱，嘱徐登记。徐认出此人乃郑孝胥，立即装傻，请教其姓名，对方口答，徐仍装听不清楚，抽出一张纸请其留名。郑很狡诈，掏出名片，出门登车离去。
抗战期间，华北敌伪组织想让曹汝霖出任粮食局伪职。曹汝霖多少吸取了一些从前的教训。那时，北平老百姓都吃用几十种杂粮渣滓凑起来的混合面。曹汝霖把混合面窝头带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对汉奸头子王克敏说：“这样的粮食怎么能让老百姓下咽！”王克敏听后，拿起窝头就咬了一口，说：“这他妈怎么不能吃！”
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时，一次患小肠疝气，在家养病。某日，黎元洪去看他，冯玉祥借机向黎元洪叫苦，称部队军士每天只能吃上小米饭，希望黎元洪多拨给一些粮饷，黎元洪答：“小米最富营养价值，多吃头脑清楚，我很爱吃。”
《李宗仁回忆录》对蒋介石非骂即贬，唯有一事例外。北伐期间，蒋介石约李宗仁到前线视察。当时战况正酣，李宗仁因蒋介石没当过下级军官，未曾亲上前线一尝炮火轰击，担心他会被四周的枪林弹雨吓着。他们走到城边，流弹在左右飕飕横飞。据李宗仁暗中观察，蒋介石极为镇定，态度从容，颇具主帅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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