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天国命运的一战——安庆解围战试解

　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我个人以为其失败的导火线或者说决定命运的一战是安庆解围战。

　　安庆解围战对太平天国是一个严峻、全面、高难度的考验。

　　如果天国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则柳暗花明,再现生机,“东南浩劫,永无止日”(曾国藩语);如果失利则天京门户洞开,等待天国的是失败的命运。

　　安庆是太平天国安徽省的首府,也是经营多年的军事重镇,更是扼守天京的门户。

　　江南清军在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常的打击下土崩瓦解,迫使咸丰帝转而倚重曾国藩的湘军。辛酉政变后,曾国藩和湘军集团取得了更多的实权。曾自1859年1 1月进犯皖境,与太平军展开历时近两年的安庆争夺战。太平军发动二次西征之役以解安庆之围,但因陈玉成操之过急和李秀成失期后至而未果。

　　太平天国在安庆被围的严峻局面下,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是一个不小的失误。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太平天国失去安庆与湘军夺得安庆,一胜一败的重要原因在于双方战前认识上的差距。

　　曾国藩这一仗头脑清醒,认识深刻,目标明确,判断无误。他坚持认定“自古取金陵者,必自上流而下”,而安庆正是天京上游门户。

　　太平天国一方则被动应付,缺乏配合。

　　我以为太平天国中有几个人能达到曾国藩这么高的认识水平一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

　　凭杨秀清的军事洞察力,他能认识;冯云山虽是个文人,但见识卓越,他可能认识;(出走天京前的)石达开能认识。可惜他们都不在了。

　　太平军中的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都是将才,但还没有“修炼”成帅才,二三十岁的人能达到他们那样的水平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比起曾国藩老谋深算,还是略逊一筹;而洪仁则是书生型的人,终究差了一截。

　　湘军于1859年9月攻占安庆屏障——石牌,1860年2月攻占太湖、潜山等地,1860年6月攻占枞阳,从而完成对安庆的包围。曾国藩以重兵围城,挖下长濠,稳扎稳打,志在必得。

　　欲解安庆之围,可有两个办法:一是集中精锐,以不少于十万之众直扑安庆外围,这可能只有合陈玉成、李秀成二人之力,“毕其功于一役”,以所有精锐与湘军搏命。另一个办法是围魏救赵,攻取武汉。

　　这两个办法太平天国用得都不彻底。

　　第一个办法,李秀成姗姗来迟,不战而走;陈玉成等不及汇合各方,仓促赶去解围,势单力孤,损失惨重。

　　第二个办法,陈、李都曾威胁到武汉,却都在英国人的“劝阻”下放弃了攻取武汉的意图。其实,那时如果攻打武汉,英国人不至于武力干涉,干涉也未必得逞。

　　1860年9月,洪秀全召集陈玉成、李秀成等回京商讨救援安庆之策。他们决定采取洪仁业已提出的方案,从长江两岸合击武汉,迫使敌军抽调兵力回援,以解安庆之围。

　　确定由陈玉成部从长江以北,自安徽人湖北,攻武昌北路;李秀成部在长江之南,经江西人湖北,攻武昌南路;并定于1861年春会师武昌。侍王李世贤和辅王杨辅清等部,则在皖南战场机动。

　　可是,皖北方面,陈玉成欲直接解安庆之围。他集结兵力,先后发起对寿州、舒城、六安等城的攻击,试图驱走外线的湘军,但屡遭挫败,损失惨重。次年(1861年)2月,他率主力5万余人于安徽桐城出发,“风驰雨骤,昼夜兼行”,直指武昌。胡林翼急调彭玉麟、李续宜等水陆两路回援,并痛骂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

　　但曾国藩从陈玉成急急率部西进,李秀成部亦在江西境内活动,看出太平军的战略意图。1861年4月1日,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指出:“群贼分犯上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回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曾国藩全集·家书》)他成竹在胸,稳如泰山。

　　个人以为,如果太平军真的攻占了武汉,曾国藩自己虽然稳得下来,但其他湘军将领乃至安庆围城之军是否也稳得下来就难说了;且如武汉在手,进则威胁湘军后方,退在长江上游的战略回旋余地也有扩展,绝对是一步好棋。

　　但陈、李却都痛失了一举夺取武汉的战机。陈玉成是因为英国人何伯、巴夏礼的“劝阻”;李秀成是“听从”金执尔的“劝说”。

　　李秀成志在江、浙,不愿去湖北,但最终还是去了。1861年6月,李部进克湖北长江以南的州县(这说明李秀成还是愿意放弃一些自己的利益,“服从大局”的。关键是没有认识到安庆问题的严重性)。驻扎在江北岸黄州的陈玉成部将赖文光派人向他通报了江北军情大略。此时若陈李两军联合,“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解矣”(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但李见陈已离去,加之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劝说”其不要进攻武汉,便在鄂南招收大批群众入伍后,率军不战而退。

　　1861年4月,陈玉成等不到李秀成前来会合,径自率主力重返安徽。他率军于27日返回安庆城北之集贤关,对围攻安庆的湘军形成夹击之势;又檄调在天长、六合一带的吴定彩、黄金爱、朱兴隆,在芜湖的定南主将黄文金等来援。洪秀全亦令干王洪仁、章王林绍璋等白天京前往救援。曾国藩感到形势危急,向咸丰帝汇报说:“城贼扑之于前,援贼扑之于后,势殊危急。”他决心全力以赴,与太平军进行决战:“贼既以全力救安庆,我亦以全力争安庆。迅克安庆,大局乃有挽回之日,金陵乃有恢复之望。”(《曾国藩全集·奏稿》)曾亦调其悍将鲍超等部增援。

　　湘军针对太平军援军有先有后、强弱有别,将他们各个击破。

　　陈玉成再次到天京调救兵。但此时两支实力最雄厚的部队——李秀成军远在江西、李世贤军远在浙江。陈玉成只能会同杨辅清、黄文金等部发起攻击,甚至一度突破湘军的第一道长濠,但在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后被迫撤出。

　　曾国荃部湘军围困安庆达两年之久,主要采取长围久困的方法,不攻坚,不出战,唯坚守营垒,以逸待劳,用重兵拒援,逐次消耗陈玉成的援军兵力。

　　太平军贸然进攻时力量不足;想“围魏救赵”又半途而废。终于吞下苦果。

　　1861年9月5日(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咸丰十一年八月一日),安庆终因粮绝而失守。守将叶芸来和先前率部突入城中增援的吴定彩等1,6万余人战死。城外援军只得撤走。

　　至此,天京门户洞开,安庆成为湘军的前进基地。

　　(安庆解围战的失利也使陈玉成黯然神伤,再加上洪秀全信任洪仁达、洪仁发,他因而此后有些消沉,后来被苗沛霖诱骗,被擒牺牲。)

　　1862年(同治元年)春,曾国藩开始实施三路进军方案:左宗棠所部湘军于二月入浙,从衢州向金华、杭州进攻;曾国荃所部湘军于三四月间自安庆沿江东下,进逼天京;李鸿章率新建的淮军于四五月间由安庆分三批乘轮船到上海,再以上海为基地,向苏州、常州进攻。三路敌军分进合击,太平天国陷入深渊。

　　关于陈、李,表面上看,陈玉成、李秀成都是有勇有谋的虎将,但细察之,还是各有所长:

　　陈玉成多勇少谋,而李秀成多谋少勇(当有人夸赞李秀成“勇”时,曾国藩不以为然地说:“李秀成滑而无勇”,李鸿章也说:“李秀成用兵稳而胆气不足”)。

　　他俩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时,打出了三河大捷这样的漂亮仗,而这次安庆之战则暴露了各自的不足。

　　而《资政新篇》的作者洪仁不愧为优秀的理论家,从他制定的作战方案来看,此人有一定军事才能。但他没有杨秀清、石达开那样的权威和能力,是参谋之才而非统帅之才。

　　太平天国后期之所以曾取得三河大捷、破江南、江北大营等胜利,原因在于将领思想统一、配合默契、集中兵力、勇猛果敢。而这次安庆大战,一开始就有点先天不足——陈玉成孤军奋战,李秀成迟缓延误,没有坚决贯彻既定的作战方案。

　　综上,安庆解围战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太平天国政治中枢缺乏像早期杨(秀清)、石(达开)那样英明、能干、坚强的领导,政治上混乱、无能。

　　军事上的直接原因是思想、行动不统一,没有做到齐心协力。解围的两个办法——直接解围需要集中力量,实际上没有做到;围魏救赵需要出奇制胜,结果也没有做到(而此前几次太平军获胜的战役,都至少做到了其中一个)。

　　此战失利以后,天国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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